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匮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
[38]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反之，君心不正，王道不明，祸乱必致。
[⑥]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针对当时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矛盾，宋儒普遍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制度以解决当时的政治经济难题。如果不针对条件变化而拘守古圣先王的法度，就无法取得天下大治之效。[37]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3页。
可以说，对于理学家而言，一方面，挽救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君王道德境界，通过格君心之非，使皇帝自觉约束权力的过度膨胀，认同并遵守儒家学说所宣扬的纲常名教、道德规范。而反对聚敛，就是制定一切政策和分配的出发点要以关心民众的福祉和利益为出发点。30 孟子这句话与佛家竺道生强调的一阐提人皆可成佛有些相似，佛教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与孟子性善论的主张有内在呼应性，这大概也是唐宋佛教鼎盛时期孟子升格的重要原因。
58 康有为：《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162页。康有为又说：盖孔子之道，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党同而伐异也。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以本于天的为性命知觉、本于父母的为气类形体，其实，这个区分还不够精确，后来他分别用的是灵魂与身体，更直接鲜明地点出两者的不同。《论语·泰伯篇》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
耶、佛、回诸教皆言神，惟孔子之教为人道教【9】。孔子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夫尧舜之圣至矣，孟子言尧舜之道，以为不外孝弟，可谓直指了当。显然，神明接，阴阳和也是一种三合而生的生物模式，与《谷梁传》是一致的，神明相当于天。若但生于祖父，则无以有此性命、知觉也。我们要立足时代与世界，推进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挖掘、阐释儒家文明的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而康有为结合《谷梁传》三合然后生对孔子人道教价值优越性的揭示与论述，无疑对我们这个时代仍有重要启发意义。
儒教的人伦社会性、政治性，佛、道、耶诸教皆不具备，佛以空妙，耶以神道，实不详及政治人道【43】、基督尊天爱人，养魂忏罪，施之欧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国能尽废祠墓之祭而从之乎？必不能也。《礼记·礼运篇》说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这也是讲人死后肉体降落分解归于大地，而灵魂（知气）升于上天。在作于1904年或稍后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 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简称国教折）23中，康有为也引述了《谷梁传》这段话，并说《论语》子路请祷于天，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体父母之心，是谓达孝，武王、周公是也。
康有为认为庄子这里所说古之人即指孔子，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赞誉，虽孔门高足也说不出这样的话，他甚至说老子之学全从外道想出，庄子之学全从人间世道见得破，而庄子之聪明直过于孔子，故超孔子范围，亦不落老子窠臼也【38】。世俗仅知身之出于父母，固为得半。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明确提出一种三生生物观，即阴阳天，阴阳这里其实也就是指父母。
故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斯乎？指其掌。若但父天，则众生诚为平等，必将以父母侪于万物，则义既不平，无厚薄、远近之序，事必不行。信乎惟天为大，固与后儒井墉之见异也【40】。见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18 朱熹说《谷梁》言天而不以地对，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康有为认为佛教注重灵魂，轻视帝天，对此，他在长安的演讲中多次批评说：各教莫不尊天事上帝，惟佛以为天帝与佛战，天帝为佛所败，因为佛弟子，颇为可异也。
《楚辞·天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当是本此而言【15】。人能覆载群生，与天同心，是天之大孝子也，若舜是已。
52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75页。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祭天以明万物一体之仁，祭祖以明家族相亲之孝【29】。然则中国舍尊孔子而何尊也？46在康有为看来，只有孔子兼摄神道的人道教才适合中国国情，是中国人心理信仰的最大公约数。
20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75页，第375页。全而受者，当全而归之。9 康有为：《长安讲演录·第四次讲演》，《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第282页。【20】康有为认为爱护、保全身体只是孝之始【21】，像曾子这样过于注重身体性命，远非孔教之全、孔教之正。
23 康有为在《中庸注》中说程、朱以为天地之功用，张子以为二气之良能，由于阮瞻《无鬼论》来，于是鬼神道息，非孔子神道设教意也。此可谓诸教所无，而孔子特备者也【42】。
【28】再次强调了尊天、祭天的重要性。《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儒学就是有这种和而不同、与人为善的包容气度，也正是这种理性、文明、宽和的雅度，使得中国没有发生宗教战争。
如1904年，康有为说日本人以宗教译Religion可能是因耶教尊上帝，而欧土之教只有耶氏，故附会之【12】，又说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旧说，为天堂地狱以诱民【13】。康有为继续发挥：孔子以天与父母并为生我者，故并尊而亲之，故主仁、孝两义。
由上可见，1901、1902年前后，康有为对三合而后生有反复论述，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以生于天为人性命知觉、性灵、魂灵、神魂之根源（越来越倾向以灵魂来表述），以生于父母为气类形体、体魄、魄质来源。若中国以儒为国教，二千年矣，听佛、道、回并行其中，实行信教自由久矣。或疑孔子为无神教，岂知此为朱子误乱之义，非孔子之教旨也。1901年，41岁的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论及《谷梁传》这段话，认为此真孔门微言，而为孔子一切义所出也，又说：盖孔子之穷理，以为人皆三合而后生，故天与父母并重。
因此，人既要崇敬上天，又要孝敬父母。本仁于父母而孝弟，本仁于天而仁民爱物，皆人性之次第也。
7 魏义霞：《康有为对教之释义与用意》，《学术交流》，2018年第12期。实际上，这是由康有为对神的理解前后发生变化引起的。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尊奉孔子的士大夫，可以兼信佛老，乃至回教、耶教，康有为说：盖千余年中，孔教之君相士夫，多兼学佛理、崇老氏者。故谓之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